363 击败宦官的唐武宗（2 / 2）

他向禁军慢慢渗透自己的人进去，从而架空仇士良！

公元843年，仇士良看到自己权力逐渐没有，皇帝对自己步步进逼，当下以老病为由，提出退职。

唐武宗也就顺水推舟，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。

仇士良退职不久，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。

唐武宗立即派人以贪渎罪为由，在仇士良家中检查，发现几千件兵器。于是，他下诏，削除仇士良的官爵，籍没其家。

仇士良一死，唐武宗剪除了宫中的宦官一大势力，加强了皇权。

有了权力后的唐武宗，开始重用李德裕，对唐朝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。

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，以严刑峻法为中心，对贪污、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，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。公元844年，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两千多人，本着“治理乱世，使用重刑”，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，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，更是从重从严，绝不姑息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。

公元840年正月，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：“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，除了十恶不赦、背叛国家、故意杀人、官员贪赃枉法，这些人不予释放，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，全部释放。”

公元841年正月，唐武宗下诏：“朝廷刑罚，理当一视同仁，官吏贪赃枉法，不应该有特殊待遇，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，全部处以极刑。”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，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，即处以死刑。

这样以诏敕的形式，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，不难看出唐武宗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。考诸史籍，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，始终没有放松，而是一贯严惩不贷，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。

公元842年四月，唐武宗加尊号后，又宣布大赦，但仍将“官典犯赃”与十恶、叛逆、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，不在赦宥之限。

公元845年正月，再次大赦，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，并说，“除去恶人，进贤纳士，将命令执行起来，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，这好比天降神灵，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”。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。

另外，自武则天以来，唐朝佛教兴盛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经济。

从会昌元年，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，唐武宗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，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、兰若等，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。

会昌二年，下令发遣“保外无名僧”，不许置“童子沙弥”，并令原是“杂工巧”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；同时，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，规定僧限留奴一人，尼留婢二人。

公元843年，废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寺，杀摩尼师，财产没入官府。会昌四年，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，并拆毁天下山房、兰若、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，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，送归原籍等等。

他这样拆毁佛寺，没收大量寺院土地，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，巩固了中央集权。

这段唐朝中后期较为平稳的一段时间，被史学家称为会昌中兴。

唐武宗之所以能让大唐再次中兴，在于他做事没有过火，不像唐文宗那么急迫。他杀太监，是慢慢来夺权，而且不是想着杀光太监。唐文宗则不然，想着把太监们一锅端了，最后导致凄惨死去。从这一点看，唐武宗比起唐文宗要聪明多了！

他之所以能用逐渐铲除太监的方法，实际上，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个形势：太监势大！在这样的形势下，直接和太监们发生冲突，等于去找死！